比切姆印象

大卫·比克内尔/王崇刚编译

指挥的艺术在我看起来有很多东西不可思议。歌唱家和乐器演奏家靠无穷的重复训练发展他们的艺术造诣，逐渐形成艺术个性。这个过程很自然，也很容易被理解。一个个性十足的指挥家，长期与同一家乐团工作，乐手们吸取他的音乐理念，形成某种特殊风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面对完全不同的乐团，有的指挥家可以在几个小时的排练后，制作出展示他个性的完美诠释，其中的奥妙让我难以理解。

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聆听伟大指挥家的排练，与指挥家本人，还与很多乐队演奏员，以及独奏家讨论上面的话题，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人给出过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。

比切姆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类的指挥的典型代表。他可以不困难地与法国的管弦乐团合作。50年代他返回巴黎，指挥法国国家广播乐团。第一次排练后，乐手们就给他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伟大的指挥家在气质上，有很大的不同之处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们对音乐的激情和身体里蕴藏的超人能量。我还发现，他们知道如何在工作中用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好的效果，了解如何在不工作的时候让自己轻松。

每位活到80岁的指挥家身上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——他们个个精力过人。我曾经看到皮埃尔·蒙都80岁的时候，一天指挥8小时。80岁的塞拉芬仍然能站着指挥6个小时，然后还进行了钢琴排练。托斯卡尼尼在83岁时，能连续指挥4个小时中间不休息，之后他还与我畅谈了40分钟，这个记忆让我刻骨铭心。

比切姆当然属于这一范畴。我在纽约的时候碰巧他也在那里。在午夜后我回到宾馆，发现房间里有一个字条，让我去比切姆住的宾馆找他，不管多晚也要去。当我到达他的房间，有5个律师正在客厅与他谈事情，屋子里满是雪茄味。在座的人，除了比切姆，都已精疲力竭了，有的已被雪茄烟味熏得窒息，比切姆却红光满面，兴致正高。大师问了我一些事情后，让我离开。我很高兴自己能逃脱这个谈话过程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。比切姆与那个律师小组几乎谈了个通宵。

比切姆的朋友并不限于音乐圈，他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。他把夏里亚宾和俄罗斯芭蕾从俄罗斯带到了伦敦；伦敦多数的政要都与他相识；他曾为圣桑指挥过；与马克吐温一起吃过饭；在挪威拜会过格里格夫妇；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在比切姆统帅科文特花园歌剧院的时候，是这里的常客。

比切姆还是理查·施特劳斯的密友，指挥过他多部重要作品的英国首演。他了解相当多的普契尼逸事，还与法国“六人团（米约、杜雷、奥里克、奥涅格、普朗克、塔耶弗尔）”关系密切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比切姆就与父亲一起去过芝加哥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当时它还是一个小城市”。他亲眼看到芝加哥成长为一座给人印象深刻的城市。实际上，他周游了全世界，是一个很有辨别力的观察者。

从天性上看，比切姆是一个贵族，是一位文雅的权威。他保存着非常有价值的绘画、印章，家具、图书和银器，在闲暇时间欣赏它们，还能详细说明它们的价值所在。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男主人，一位美食家，对酒香有精确的辨别能力。

当然他把这种精确辨别力也用在了歌唱演员挑选中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在训练歌手方面他不会做任何事情，但是一旦他发现自己喜欢的歌手，就会努力帮助他们。比如，在晚年的《卡门》和《后宫诱逃》录音中，他对歌手作出了很多要求，把一生的经验融进了为他们的伴奏中。

他不能忍受粗俗的歌唱方式，钟情于田园诗一样的表演风格。有一次他为歌剧《卡门》挑选男中音，试听后他转向我说：“大卫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认为他是一头公牛而不是一个斗牛士。”还有一次，在讨论一个即将上演的亨德尔歌剧《阿西斯和加拉蒂亚》时他说：“Oh ruddier than the cherry这个唱段，我们没有发现有人比澳大利亚男中音彼德·多森唱得更好。”（一年后，我在悉尼见到了彼德，他已经退休。我把比切姆的评价告诉他，他非常高兴。）

在录音室里，比切姆是一个缓解大家紧张情绪的大师，他的方法是讲一些作曲家的逸事或者诙谐的俏皮话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比切姆的录音过程越来越无序。比如，他会先实验一点理查·施特劳斯交响诗的厚重音符，然后对录音师发一顿脾气，再又转到优雅风格的比才管弦乐作品，其结果就是要重新调整所有的麦克风位置。

实际上，透过这些表面现象，人们可以洞察出他要做什么。暂时抛弃施特劳斯，那是因为一些段落让他为难，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处理。以他丰富的录音经验，他可以依靠改变运弓方法，或者改变一下乐手座次来获得自己需要的效果。有时，各种方法使用后还不能让人满意，他会对我们说：“我没辙了，这段英国号段落应该去掉”。

比切姆手下的乐队能发挥出很大的机动性和透明的音色，第一次试奏一部作品到最后演出效果的差异总让人感到惊奇。他喜欢在一些二流的作品中尽情施展自己的技巧，这些作品能让他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——比如马斯耐的Last Sleep of the Virgin和戴留士的一些不重要的作品。

实际上，他更喜欢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二流音乐，在他谈话中经常贬低那些受尊敬的音乐家。尽管他喜欢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，却经常称作曲家是“那个老的，让人厌恶的勃拉姆斯！”。当录制贝多芬第7交响曲第3乐章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“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这就好象是很多牦牛在跳跃。”

当然，他拥有对所有伟大音乐的挚爱，从不随意评价那些很严肃东西。但他性格中有顽皮的一面，喜欢通过嘲笑过于受尊敬的东西来获得快乐。

然而，在法国人比德国人作为配器者谁更有天赋这个问题上他是真诚的。他把《幻想交响曲》看作是色彩和音响方面的奇迹，却不喜欢勃拉姆斯和贝多芬一些作品的所谓厚重结构。这与他的美学观念是一脉相承，因为他喜欢优雅、充满灵性的东西。

比切姆的个性过于强烈，他的真诚让他在诠释作品的时候不能作出任何妥协。他在器乐伴奏方面总是很不自在，与很多独奏家和不来。

他个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这个话题可以写一本书。在我与他的接触中，他总是很谦和而且考虑周到。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发火，他习惯与自己的同事平气和地说话。实际上，我很少听到他背后谈论自己的同代人，当然有时他会显示出对杰出同代人的强烈兴趣。当意大利指挥家萨巴塔战后在伦敦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，他通过我邀请萨巴塔一起喝茶，他们最终走到一起，合作得非常愉快。两位大师共同分享歌剧演出季，比切姆指挥《魔笛》和《名歌手》，萨巴塔指挥《奥塞罗》和《福斯塔夫》。

他在谈话中经常嘲弄英国人的音乐鉴赏水平。但在内心，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。他有很多的特征，常被认为在英国人中是有代表性的——结实的体格，非常好的脑子和好斗的个性，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。

英国的众多艺术团体拥有完备的政府资助机制，比切姆对此并不感兴趣，他厌恶所有形式的官僚机构干涉。当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建立起他们的交响乐团，向比切姆发出邀请。他拒绝了，作为回应，他组建了伦敦爱乐乐团。在二战结束的时候，他又建立了皇家爱乐乐团，并指导这里的所有事务。

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，要维持一支乐队生存，让他们全神贯注于艺术创作，并让他们与世界上的著名乐团比肩，的确是一种非凡的业绩。这一点，比切姆做到了，他带领皇家爱乐乐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50年代他们在美国巡回演出，1961年再次在美国巡演，这次是安塞美担任指挥。

在去世前几年，比切姆因与英国的税务部门发生矛盾而决定出国居住。他把所有的家具都捆在一起，寄存在一家店铺，在法国尼斯附近租了一套能俯瞰当地港口的房子。（他在这里拍摄了的照片被印在放在了他的唱片封套上。）

他在尼斯仅仅住几个月，然后搬了巴黎，还在洛桑呆了一段时间。这中间，他还去了阿根廷，成功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伦歌剧院指挥了一个演出季，通过指挥《奥赛罗》、《卡门》、《参孙与达利拉》、《唐璜》和《费德里奥》，展示了他的非常广泛的音乐趣味。

1960年在美国的旅行，让81岁高龄的比切姆感到疲惫不堪。一开始他就因为病毒感染而就缩短了行程，因为天气不好他不能乘坐飞机。返回伦敦的时候，他完全支持不住了，健康状况一直没有恢复。

在比切姆他去世前的日子里，我常去拜访他。就像萨金特所叙述的，最后的日子里，他的脑子仍然思维敏捷，指挥演出时候，依然能把很难的分句处理得准确无误。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，他说他是多么喜欢法国，并告诉我他打算这个夏天再次游览卢瓦尔河边的城堡。我们的话题后来转到了歌唱家——这是一个永远让他开心的话题。他说，为泰特拉奇尼（Tetrazzini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1971-1940）伴奏就好象参加骑兵战役，速度飞快，是最刺激的。

比切姆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是：坐到高背的扶手椅子上，平静地注视前方，周围是美丽的图画和书——他正以平和的心情凝视看正在接近的死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