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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尔吉乌·切利毕达齐
我从1936年开始在柏林学习。不管有门票还是没有门票,我没有错过富特文格勒任何一场的音乐会。我早就注意到在他那里蕴涵着一些特殊的东西。当战争结束,我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,可以与他近距离接触,那是我事业成果丰盛的阶段。那个时候,我了解到一部作品拥有多个诠释可能,已经有了音乐可能性的思想,我自己被声音产生的陶醉所吸引。实际上,我的胜利要感谢“声音”。单纯的声音效果还不是音乐,当它在人的脑海中产生了印象,声音就成为了音乐。
当时,我已经被现象学(德国哲学家胡塞而倡导的一种哲学运动,是对纯粹意识的研究,纯粹意识是指把空间和时间抽去,把经验的成分清洗掉的意识)理论所吸引,它已经很普遍,解决了很多有关的音乐问题。我不能与富特文格勒谈论这些东西,他是注重实效的,有超人直觉能力的人。他给予我很多对声音见解的劝告,却并不了解这些对我有多么重要。
富特文格勒是空前绝后的音乐家。他了解现象学所说的,我们叫做“垂直压力”的东西,就是人在一瞬间所有反应因素的总和。当这些压力合并成一个整体,人的意识就可以与声音的整体关联。
富特文格勒是唯一的掌握了这一原理的音乐家——当然这不是他成功的唯一原因。
有一天,我就一个特定的段落向他询问:“大师,这段演出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速度?”他回答:“这完全取决于它听起来是什么样子。节拍本质上不是真实的,只是一种情形、条件。”他的回答是纯经验主义的,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现象学的信徒,他的结论会成为我们研究的最伟大发现之一。
富特文格勒对于节拍的态度非常自由,有时他也会出错。我记得一场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的音乐会。一个非常好的第一乐章,一个庄重的第二乐章,谐谑曲的中段好象天堂的大门被打开了,最后乐章,充满了对比、矛盾,一种方式,然后另一种方式——我不懂得他试图要做什么。简直不能想象他已经作错了什么事情。演出后我没有立即去看他,是他来找我。他的第一个问题是:“怎么样?”
“非常好大师,第一乐章!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,棒级了。长笛是非凡的……”
“那么,第四乐章呢?”
“请您原谅,大师,我听不懂它”
“你说得很对,我完全把它弄糟了!”
他意识到了的当时的情况!他在舞台上的反应总是自然发生的和即兴的,它们不是诞生于某个传统,而是来自演出瞬间的意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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